狠抓整改落实 护好青山绿水
第三，对于某些具有改革试点性质的决定，起草部门会在草案说明中强调相关决定权限的宪法依据。
另一块，也是非常重要的，集中在宪法第三章第八节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专门规定检察院的条款集中在第 134—138 条（第 139 条属于与人民法院保障少数民族诉权的共同规定，第 140 条属于处理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的关系准则条款）。(33) 定位与定性不应混同，定位指的是把事物放在适当的地位并作出某种评价，定性泛指确定事物的性质。
(9) 从苏联 1936 年宪法的规定来看，其仅仅规定了检察权，并未见法律监督机关的条文。(22) 参见张雪樵：《改革在路上 监督进行时：解读 30 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的民事行政检察》，载《人民检察》2018 年第 23-24 期，第 42 页。本文希冀通过宪法方法论上的努力，为准确把握这一宪法概念的独特涵义提供思路。从 2018 年的修宪来看，宪制结构的变迁并未改变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从人事任免看，检察长的任免具有不同于政府首长、监委主任、法院院长的程序设置，根据《宪法》第 67 条第 13 项、第 101条第 2 款，作为法律监督机关首长之检察长，除了由本级人大选出和罢免外，还须经上级检察长报请该级人大常委会批准，省级检察长的任免还须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这是法律监督机关之国家性的有力彰显。
尽管当时修宪确定的指导思想是以 1954 年宪法为基础文本，但从检察机关的条款来看，1982 年宪法第 129 条对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在新中国宪法史上堪称一项创新之作。(4) 有关检察权性质的讨论，代表性观点主要有四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是行政权。准确地说，基本规范的有效是一种回溯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了现存有效的法律秩序，尤其是我们看到了宪法有效实施这个事实，我们就能知道基本规范是存在的，否则无法解释眼前的事实。
正如前文所述，施米特认为人民的本质在于高度的政治同质性，从而不可能爱他的敌人，世界公民是不复存在的。……作为法律范畴标识的‘应当单纯代表了在一个重构了的法律规范中法律条件与法律后果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他指出，任何商谈都不可能以对过去或未来事实的绝对知识为其终结。同时，它只能在特定组织、程序与规则里来具体实现，也就是必须实证化。
而是靠具体的政治决断与实力来选择特定观念，这种观念在他看来一定是在具体历史、民族的时空里存在，不可能诉诸自由意志的普遍化。经过同意选择主权者、进而组建国家，必然是经由主体之间商谈和理性交流的结果。
③3所以规范性思维是先天存在的。没有决断，也就没有规范，没有规范体系。后者则是人的自由意志（自由的自我决定）运用之结果，对人来说，它是否能摆脱意志本身的可变和偶然，则需要进一步证明。实质宪法就是调控规范的创造，确定控制一般规范（也即立法）创造的权力的成文或不成文的形式。
同时主权本身不可分割，不可放弃。因此，自然状态下最基本的自然法则就是寻求和平，第二条自然法则是为了得到这种和平而自保。也就是说，人完全是以第一人称单数（我）来认识这个世界的。凯尔森之所以对主权概念保持警惕，究其根本在于他的民主观。
（四）法秩序的纯粹意志能否为自我立法？ 凯尔森的纯粹法学归根结底代表着建立法秩序纯粹意志的理论努力。因此，施米特理解的人民实际上呈现出明显的悖论：一边是有着清醒的集体行动能力的作为制宪者整体的人民。
在霍布斯的论述中，主权者既可以确立为一个人，也可以是所有人的集合（Assembly of All），还可以是一部分人的集合（Assembly of a Part）。实证化的本质是历史化，是制宪者要将普遍客观精神结合具体历史情境运用、凝聚伦理质料，没有这种历史化的过程就没有实证化，法定制宪就无法完成。
他说： 不管是自然的规律还是实证法的规律，都没有说A和B之间有任何道德或政治价值的联系。对比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各国宪法实践，宪法从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出发来塑造、调控私法秩序也逐渐发展为私法的宪法化和宪法的私法化，制宪和宪法实施本身要接受私法的意义塑造，尊重不同社会界面形成的私法秩序。这个宪法的创造过程按照他的说法是，宪法可能通过习惯来创制，也可能通过一个人或一些人特定的行为来创制，这就是立法行为。而这种主体间的理性最终必须依赖作为基本交流工具的语言。另一方面，当人民并非作为民族而存在时，它就只是一个在种族或文化上息息相关的联合人群，而不一定是一个政治地存在着的联合人群。[xliii] （二）人民意志担保制宪的效力 卡里瓦斯（Kalyvas）指出，由于在施米特那里，主权与人民制宪权之间的关键性联系，[xliv]因此不能把施米特意义上的主权理解为一种打破法律约束的独裁，而是一种凭借人民的创造力与意志对自身的政治存在状态源始性创造出新宪法秩序的力量。
没有个体意识的普遍化并形成共同意志，政治制宪就无法完成。没有普遍化的精神交往和意志表达，就没有个体的自由意志。
凯尔森所设想的，宪法离开实践理性，依靠先天逻辑设定获得效力的理想越来越难以实现，宪法成为一种真正的法渊源，而不是法。所谓例外，是先前秩序状态被打破，出现了随机和偶发的事件。
[xviii] 当这种权利的放弃是相互同意的时候，就成了一种契约。这个词将人民描述成拥有政治行动能力的统一体，它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存在，具有政治存在的意志。
[xlix] 施米特理论的深刻性，在于其看到了规范秩序中隐含的、无法以规范本身来赋予效力的政治意志。凯尔森认为，个人自由与代表制之间存在矛盾，因此，他认为作为制宪权行使者的人民只有作为一个整体的法律规范性秩序存在，在法律面前才能消解多数决难题。那就是社会成员在一种自然状态下出于对和平、安全与自保的需要。[viii]它是一种经验行动，得到的是实证宪法，其效力根据在于社会的有效性。
[xxvii]与契约论不同，凯尔森剥离了制宪者与宪法效力，宪法有效不是由于制宪者本身的正当性，而是一条基本规范赋予了宪法的效力。然而，如果每一个人都单方面使用各种手段来自保，则又会陷入战争，因此必须有一个办法来约束彼此使用单方手段来寻求和平与自保。
实证立宪则是现实的经验定在，处在偶然的历史情境中。宪法是一个动态规范体系的最高层次，当然不会再有实在法给它的效力授权，那么宪法的效力来自于什么地方呢？凯尔森说来自于基本规范。
作为一种语言活动，制宪必须提升宪法自身对经验世界的感知和接受能力，不断增强宪法语言的道德包容与深度，以期维持不同社会系统与界面的动态平衡。凯尔森认为，法律是一种康德哲学所讲的假言命令，也就是在一定条件下运用一定的手段达到特定目的的命令。
其次，他消解了制宪必须承诺的普遍化追求。[xlv] 按照施米特的思路，我们可以总结，没有例外，就没有常态。[xxiv] 笔者认为，the law of natural不能翻译为自然法，也不是自然权利。法律作为一种假言命令，就是调整人的行为的一种命令性秩序。
如前所述，霍布斯是以自然科学知识和人类基本经验为基础，论证政治制宪的第一位现代哲学家，考察他的学说能够揭示出纯粹政治制宪的基本逻辑。既然可普遍化是一种主体间性，它必然建立在公共理性之上。
具体而言，霍布斯从经验主义的科学方法出发，归纳出三种因素：竞争、差异与虚荣。王旭，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xxxii]凯尔森进一步认为，国家乃至承担具体任务的机构，都是规范创造的结果，从而制宪权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它已经消解在宪定权之中： 一个共同体中的有机体是一个人，他执行一个可以被归属于共同体的功能。[xi]这三种学说构成了这个二元框架的理论光谱，对它们进行反思构成了我们回答如何实现制宪者自由意志普遍化这个问题无法绕开的前理解。
